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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浦坐在电脑前,慢条斯理写着他的博客,不知怎么,今天的思路有些不畅。呷了一口茶,醒醒脑,心里忽然一动,随即打开抽屉翻弄,在笔记本、钥匙圈、名片等一大堆杂物下,找到了一封信。
这是一个中式信封。右上角贴着印有中华民国邮政字样的邮票。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写的都是繁体中文,排列也是老式的那种。
想起来,这封信还是阿陶给他看的。看过了,随手往抽屉里一丢,没有还给阿陶。
阿陶自小喜欢古玩,有事没事就跑博物馆。他跟李安浦十分投缘,经常前来请教。从厂里出来摆地摊后,找李安浦的次数就更多了。
记得那天,他悄悄来到李安浦办公室,手抖了几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交给李安浦。
“这是从台湾寄来的……他说,他过几天要来谷安,找几个文化人聊聊。我认识的文化人,只有你啦……”
李安浦一怔:“谁寄给你的?”
“哦,是我的表叔。”
“你的表叔?他是台湾人?”
李安浦觉得有些滑稽。十几年前,跟今天很不一样。那时候,港台那边的人看不起寒酸的大陆亲戚,把去往港台的大陆人鄙夷为“表叔”。没想到,阿陶的表叔是台湾人。
“他在台湾是什么老板,想来谷安投资吗?”
“这……我也说不清楚。”
阿陶一脸茫然。
他对于这位表叔的全部了解,就是这封信。去年三月,患癌症的母亲在逝世前几天,突然回光返照,告诉阿陶说,他们家在台湾花莲有一个丽表婶,年龄跟她相仿,只比她大半年。1949年从上海跟丈夫去了台湾,从此音讯全无。文化大革命前夕,丽表婶却突然寄来了一封信。幸亏投递员也沾着一点亲,没有声张,母亲收下信件后,看了一遍就销毁了,并且执意不让父亲回信,这件事才算过去了。文革中造反派也没有来找过任何麻烦。不知怎么,母亲临终前竟突然提起这件往事。恰恰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时候,阿陶收到了表叔的信。
已经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处都在谈论改革开放。可是,来大陆探亲的台湾人还很少,来谷安投资的企业家也不多。不管怎么样,谁都得小心翼翼。
一个多月后,阿陶的表叔真的来到谷安。他矮而稍胖,皮肤白皙,看来因为不节制饮食,肚皮已经明显地腆出来了。圆圆的脸上戴着一副碳素眼镜,说一口闽南腔调浓浓的普通话,很有些儒雅风度。
阿陶陪着表叔,来到博物馆。一见面,表叔就握着李安浦的手说:
“李馆长,久仰,久仰!我听阿陶介绍,你给了他很多指教和帮助。我叫黄春明,但不是那个台湾乡土作家,完全不是!哈哈!……我也写过小说,编过电影,还在台北的一份报纸做过主笔,不过都搞得不太成功……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顿饭,叙谈叙谈。您再帮忙约几个本地的画家,最好是画人物和水墨山水的,好吗?”
黄春明显得自来熟。他十分尊重李安浦,说一切都由您安排,包括邀请哪些客人,定哪家饭店,点哪些酒菜。当然最后必须由他埋单,决不允许李安浦请客。
阿陶在一边也说:“李馆长,这次你就听我表叔的吧!”
在谷安,能够称得上文化人的,其实并不多。李安浦掰着手指排队:老画家米祚之,他的儿子米诚,画家杨不二,书法家倪府田,《谷安报》记者兼作家文栋,自己也算一个。加上阿陶和黄春明,也就八九个人吧。
席间,大家频频举杯,谈笑风生,原有的拘谨和生分很快就消解了。黄春明非常健谈,一会儿讲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小时候怎么被视作“问题少年”,后来去美国留学,移民局又怎么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一会儿讲那个恃才傲物的怪人李敖,怎么多情,又怎么无情。他所讲得这些,对于生活在小城谷安的人来说,显得新鲜而有趣。
作家文栋喝了几盅酒,脸颊一下子涨红了,心里兴奋,话语也多了。下午,他特意将自己去年出版的一部短篇小说集签上名,托阿陶送给黄先生,请黄先生多多指教。谁知,黄先生读了一个多小时,一见面就说了几条意见,令他耳目为之一新。
“如果你的视角再拓新些,更能成大器!”黄春明思忖片刻,又说,“你再努力一下,两年后,我可以帮你在台北出版一部小说集。但必须在两年以后。”
他没有说明理由。但是文栋觉得,他肯定是让自己在这两年内再努一把力,写得更成熟些,心里很是感激。玩了十几年小说,出书的酸甜苦辣他是尝够了,他曾狠狠地啐一口,以后再也不出书了!可是,写了书没办法出版,这样的作家还有什么屁用!没料想,阿陶的这位台湾表叔颇具慧眼,答应帮助自己出书。文栋悄悄地观察着黄春明的神色,似乎找不到什么狡诈的成份,一举一动,多的是文人的儒雅。看来他是慎重的,要不,也不会说在两年以后。
文栋不由站起身,向阿陶敬了一杯酒。往常,文栋虽然跟他有些交往,但心目中没有将他当一回事。今天却不能不对阿陶刮目相看了。
阿陶端起酒杯,将满满的一杯五粮液倾入喉咙口。他嘿嘿地笑着,显得分外豪爽,又有难以掩饰的得意。
酒喝到了酣畅处,黄春明才说出了自己此行的来意。他说,他在台北福州街黄金地段开办了一家博雅斋画廊,希望能把诸位画家的佳作拿去,开一个水墨画展。>
李安浦坐在电脑前,慢条斯理写着他的博客,不知怎么,今天的思路有些不畅。呷了一口茶,醒醒脑,心里忽然一动,随即打开抽屉翻弄,在笔记本、钥匙圈、名片等一大堆杂物下,找到了一封信。
这是一个中式信封。右上角贴着印有中华民国邮政字样的邮票。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写的都是繁体中文,排列也是老式的那种。
想起来,这封信还是阿陶给他看的。看过了,随手往抽屉里一丢,没有还给阿陶。
阿陶自小喜欢古玩,有事没事就跑博物馆。他跟李安浦十分投缘,经常前来请教。从厂里出来摆地摊后,找李安浦的次数就更多了。
记得那天,他悄悄来到李安浦办公室,手抖了几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交给李安浦。
“这是从台湾寄来的……他说,他过几天要来谷安,找几个文化人聊聊。我认识的文化人,只有你啦……”
李安浦一怔:“谁寄给你的?”
“哦,是我的表叔。”
“你的表叔?他是台湾人?”
李安浦觉得有些滑稽。十几年前,跟今天很不一样。那时候,港台那边的人看不起寒酸的大陆亲戚,把去往港台的大陆人鄙夷为“表叔”。没想到,阿陶的表叔是台湾人。
“他在台湾是什么老板,想来谷安投资吗?”
“这……我也说不清楚。”
阿陶一脸茫然。
他对于这位表叔的全部了解,就是这封信。去年三月,患癌症的母亲在逝世前几天,突然回光返照,告诉阿陶说,他们家在台湾花莲有一个丽表婶,年龄跟她相仿,只比她大半年。1949年从上海跟丈夫去了台湾,从此音讯全无。文化大革命前夕,丽表婶却突然寄来了一封信。幸亏投递员也沾着一点亲,没有声张,母亲收下信件后,看了一遍就销毁了,并且执意不让父亲回信,这件事才算过去了。文革中造反派也没有来找过任何麻烦。不知怎么,母亲临终前竟突然提起这件往事。恰恰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时候,阿陶收到了表叔的信。
已经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处都在谈论改革开放。可是,来大陆探亲的台湾人还很少,来谷安投资的企业家也不多。不管怎么样,谁都得小心翼翼。
一个多月后,阿陶的表叔真的来到谷安。他矮而稍胖,皮肤白皙,看来因为不节制饮食,肚皮已经明显地腆出来了。圆圆的脸上戴着一副碳素眼镜,说一口闽南腔调浓浓的普通话,很有些儒雅风度。
阿陶陪着表叔,来到博物馆。一见面,表叔就握着李安浦的手说:
“李馆长,久仰,久仰!我听阿陶介绍,你给了他很多指教和帮助。我叫黄春明,但不是那个台湾乡土作家,完全不是!哈哈!……我也写过小说,编过电影,还在台北的一份报纸做过主笔,不过都搞得不太成功……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顿饭,叙谈叙谈。您再帮忙约几个本地的画家,最好是画人物和水墨山水的,好吗?”
黄春明显得自来熟。他十分尊重李安浦,说一切都由您安排,包括邀请哪些客人,定哪家饭店,点哪些酒菜。当然最后必须由他埋单,决不允许李安浦请客。
阿陶在一边也说:“李馆长,这次你就听我表叔的吧!”
在谷安,能够称得上文化人的,其实并不多。李安浦掰着手指排队:老画家米祚之,他的儿子米诚,画家杨不二,书法家倪府田,《谷安报》记者兼作家文栋,自己也算一个。加上阿陶和黄春明,也就八九个人吧。
席间,大家频频举杯,谈笑风生,原有的拘谨和生分很快就消解了。黄春明非常健谈,一会儿讲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小时候怎么被视作“问题少年”,后来去美国留学,移民局又怎么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一会儿讲那个恃才傲物的怪人李敖,怎么多情,又怎么无情。他所讲得这些,对于生活在小城谷安的人来说,显得新鲜而有趣。
作家文栋喝了几盅酒,脸颊一下子涨红了,心里兴奋,话语也多了。下午,他特意将自己去年出版的一部短篇小说集签上名,托阿陶送给黄先生,请黄先生多多指教。谁知,黄先生读了一个多小时,一见面就说了几条意见,令他耳目为之一新。
“如果你的视角再拓新些,更能成大器!”黄春明思忖片刻,又说,“你再努力一下,两年后,我可以帮你在台北出版一部小说集。但必须在两年以后。”
他没有说明理由。但是文栋觉得,他肯定是让自己在这两年内再努一把力,写得更成熟些,心里很是感激。玩了十几年小说,出书的酸甜苦辣他是尝够了,他曾狠狠地啐一口,以后再也不出书了!可是,写了书没办法出版,这样的作家还有什么屁用!没料想,阿陶的这位台湾表叔颇具慧眼,答应帮助自己出书。文栋悄悄地观察着黄春明的神色,似乎找不到什么狡诈的成份,一举一动,多的是文人的儒雅。看来他是慎重的,要不,也不会说在两年以后。
文栋不由站起身,向阿陶敬了一杯酒。往常,文栋虽然跟他有些交往,但心目中没有将他当一回事。今天却不能不对阿陶刮目相看了。
阿陶端起酒杯,将满满的一杯五粮液倾入喉咙口。他嘿嘿地笑着,显得分外豪爽,又有难以掩饰的得意。
酒喝到了酣畅处,黄春明才说出了自己此行的来意。他说,他在台北福州街黄金地段开办了一家博雅斋画廊,希望能把诸位画家的佳作拿去,开一个水墨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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