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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人类各种欲望聚集和博弈的场域。是故，人类的欲望必将在城市的形态进化过程中留下或浅或深的痕迹——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的形态即是人类欲望的物化形式。
人类的欲望没有止境，它就像癌细胞一样，总是趋向于无限制地扩张。正常的人体细胞，在生长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接触性抑制”的机制——这是一种非常具有“民主”意味的防止体内细胞无序增生的机制，即当一个细胞生长到与另一个细胞发生接触时，它就会停止繁殖——这与民主社会中每一利益主体的权利都互为边界是何等地相似。然而，癌细胞却突破了“接触性抑制”这一细胞之间和谐共生的机制，无限制地进行自我繁殖。它横行霸道、无所顾忌，贪得无厌地掠夺和侵占其他细胞的营养与生存空间。从短期效果来看，癌细胞确实是风光无限的胜利者，但是，当它的贪婪和跋扈最终导致它赖以为生的有机体的死亡时，它自己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
无节制的人类欲望同样也会导致欲望主体自身的死亡的灾难性后果。因此，任何人类个体或社会机体若欲确保自身各种机能的正常运转，其内部必定存在某种欲望的节制机制，使得纵欲与禁欲之间能维持某种微妙的平衡，以防止欲望的反噬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人类欲望的节制机制非常复杂，个体偏好、身体状况、文化、道德、制度等等，都会影响人类个体对于欲望对象及其满足方式的选择。对于一个现代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欲望节制（或曰调节）机制即是制度，换言之，人与人之间正式的博弈规则——制度及其实施的形式与有效性是决定一个社会的健康程度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由于调节机制的不同，各种制度相对于彼此冲突的人类欲望的调节能力往往大相径庭。制度对于人类欲望的调节是通过对于满足人类欲望的资源的分配（或曰利益的分配）来实现的，而一切利益分配方式都是由权力的分配方式决定的。因此，某一制度对于人类欲望的调节能力取决于该制度内在的权力分配方式。
根据权力的分配方式，我们可以将现代国家/社会分成民主与专制（独裁）两种国家/社会形态。就前者而言，公权力与私权力之间有着明显的边界，个体的生命、财产、自由等基本人权，即是公权力的边界，而私权力之间则互为边界。换言之，这种社会存在某种“接触性抑制”的调节机制，在这种“游戏规则”的制约下，任何个体都不得无端伤害他人，都不得将自身的快乐（即欲望的满足）建立在他人的痛苦（损害或剥夺他人满足欲望的能力）之上，否则，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而在专制（独裁）国家/社会里，则公权力随时可以借任何名义——甚至不需要任何名义——侵犯私权力，整个社会受“丛林法则”支配，弱肉强食，每个人往往既是“吃人者”又可能被比他或她更强大的人所吃。在传统的专制（独裁）国家/社会，弱势群体在被逼无奈之时，犹有可能团结起来，推翻压迫他们的暴政。然而，在现代专制（独裁）国家/社会，即极权主义国家/社会，每一个体都成了“原子化的个体”不管某一个体有多么强大，当他或她独自面对强大的极权体制时，都将不堪一击。何况，现代科技的进步大大地增强了极权主义国家/社会的镇压力量，因此，对于极权主义国家/社会来说，寄希望于国民的团结来推翻暴政，其实现可能性非常小。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城市在扩张过程中出现的混乱、无序和同质化的困局，是由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决定的——这一困局所折射的是人类欲望的恶性膨胀，其实质并非城市的困局，而是政治的困局，即由利益驱动的缺乏制约的政治权力恶性扩张的困局。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语境里，由于任期有限，在对于政绩与个人利益的“双重饥渴”的驱动下，官员们总是钟情于那些短期内即能“见效”的、资本密集型的公共项目和公共投资——如城市改造、城市绿化、穿衣戴帽等等，而忽视其它类型的公众开支和私人投资。此外，当某官员离任之后，往往会“人亡政息”其继任者出于同样的政绩与个人利益的考量，将在“创新”的名义之下上马新的资本密集型的公共项目和公共投资。因此，在城市建设中，着眼于长远利益和远期规划的公共项目和公共投资往往很难得到落实。此外，在当前体制下，由于这些公共项目和公共投资的决策权集中于少数的几个人，虽然决策成本比较低，决策的风险却非常大“拍脑袋”式的决策时有出现，而因此带来的损失却由政府来买单，决策者往往并不承担什么责任。尽管如此，由于有效的监督机制与制约机制的缺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制止这种公共决策的随意性、盲目性、独断性与腐败性。
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当下的政治体制也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只能是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如果不对这种政制体制进行结构性变革，所谓的产业升级转型将永远只能是一句空话——中国在世界产业分工中将永远处于低端位置，永远只能充当“世界民工”然而，这种发展却是不可持续的，终有一天，中国的经济将因资源耗竭与环境污染等原因面临全面崩溃的灾难性后果。
汪在满兄所著的大困局：中国城市竞争危与机是作者继畅销书中国名牌命运、大变局：中国股市20年之后推出的一部深度研究城市发展问题的力作。该书收集了中国内地城市在发展定位、发展战略的制定以及城市发展与竞争过程中失误运作的大量经典案例，并对中国城市圈的形成与区域经济的融合乱象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他揭示了中国城市在竞争与发展过程中的非理性、同质化的根源所在。该书融纪实性、文学性与学术性为一体，观点尖锐、批判性强，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对种种城市乱象进行了切中肯綮的分析和振聋发聩的批判，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该书不但是“中国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更是当代中国的盛世危言——因为，它所揭示的不仅仅是中国城市的困局，更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大困局”故对于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当不无警醒作用罢。
城市是人类各种欲望聚集和博弈的场域。是故，人类的欲望必将在城市的形态进化过程中留下或浅或深的痕迹——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的形态即是人类欲望的物化形式。
人类的欲望没有止境，它就像癌细胞一样，总是趋向于无限制地扩张。正常的人体细胞，在生长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接触性抑制”的机制——这是一种非常具有“民主”意味的防止体内细胞无序增生的机制，即当一个细胞生长到与另一个细胞发生接触时，它就会停止繁殖——这与民主社会中每一利益主体的权利都互为边界是何等地相似。然而，癌细胞却突破了“接触性抑制”这一细胞之间和谐共生的机制，无限制地进行自我繁殖。它横行霸道、无所顾忌，贪得无厌地掠夺和侵占其他细胞的营养与生存空间。从短期效果来看，癌细胞确实是风光无限的胜利者，但是，当它的贪婪和跋扈最终导致它赖以为生的有机体的死亡时，它自己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
无节制的人类欲望同样也会导致欲望主体自身的死亡的灾难性后果。因此，任何人类个体或社会机体若欲确保自身各种机能的正常运转，其内部必定存在某种欲望的节制机制，使得纵欲与禁欲之间能维持某种微妙的平衡，以防止欲望的反噬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人类欲望的节制机制非常复杂，个体偏好、身体状况、文化、道德、制度等等，都会影响人类个体对于欲望对象及其满足方式的选择。对于一个现代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欲望节制（或曰调节）机制即是制度，换言之，人与人之间正式的博弈规则——制度及其实施的形式与有效性是决定一个社会的健康程度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由于调节机制的不同，各种制度相对于彼此冲突的人类欲望的调节能力往往大相径庭。制度对于人类欲望的调节是通过对于满足人类欲望的资源的分配（或曰利益的分配）来实现的，而一切利益分配方式都是由权力的分配方式决定的。因此，某一制度对于人类欲望的调节能力取决于该制度内在的权力分配方式。
根据权力的分配方式，我们可以将现代国家/社会分成民主与专制（独裁）两种国家/社会形态。就前者而言，公权力与私权力之间有着明显的边界，个体的生命、财产、自由等基本人权，即是公权力的边界，而私权力之间则互为边界。换言之，这种社会存在某种“接触性抑制”的调节机制，在这种“游戏规则”的制约下，任何个体都不得无端伤害他人，都不得将自身的快乐（即欲望的满足）建立在他人的痛苦（损害或剥夺他人满足欲望的能力）之上，否则，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而在专制（独裁）国家/社会里，则公权力随时可以借任何名义——甚至不需要任何名义——侵犯私权力，整个社会受“丛林法则”支配，弱肉强食，每个人往往既是“吃人者”又可能被比他或她更强大的人所吃。在传统的专制（独裁）国家/社会，弱势群体在被逼无奈之时，犹有可能团结起来，推翻压迫他们的暴政。然而，在现代专制（独裁）国家/社会，即极权主义国家/社会，每一个体都成了“原子化的个体”不管某一个体有多么强大，当他或她独自面对强大的极权体制时，都将不堪一击。何况，现代科技的进步大大地增强了极权主义国家/社会的镇压力量，因此，对于极权主义国家/社会来说，寄希望于国民的团结来推翻暴政，其实现可能性非常小。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城市在扩张过程中出现的混乱、无序和同质化的困局，是由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决定的——这一困局所折射的是人类欲望的恶性膨胀，其实质并非城市的困局，而是政治的困局，即由利益驱动的缺乏制约的政治权力恶性扩张的困局。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语境里，由于任期有限，在对于政绩与个人利益的“双重饥渴”的驱动下，官员们总是钟情于那些短期内即能“见效”的、资本密集型的公共项目和公共投资——如城市改造、城市绿化、穿衣戴帽等等，而忽视其它类型的公众开支和私人投资。此外，当某官员离任之后，往往会“人亡政息”其继任者出于同样的政绩与个人利益的考量，将在“创新”的名义之下上马新的资本密集型的公共项目和公共投资。因此，在城市建设中，着眼于长远利益和远期规划的公共项目和公共投资往往很难得到落实。此外，在当前体制下，由于这些公共项目和公共投资的决策权集中于少数的几个人，虽然决策成本比较低，决策的风险却非常大“拍脑袋”式的决策时有出现，而因此带来的损失却由政府来买单，决策者往往并不承担什么责任。尽管如此，由于有效的监督机制与制约机制的缺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制止这种公共决策的随意性、盲目性、独断性与腐败性。
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当下的政治体制也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只能是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如果不对这种政制体制进行结构性变革，所谓的产业升级转型将永远只能是一句空话——中国在世界产业分工中将永远处于低端位置，永远只能充当“世界民工”然而，这种发展却是不可持续的，终有一天，中国的经济将因资源耗竭与环境污染等原因面临全面崩溃的灾难性后果。
汪在满兄所著的大困局：中国城市竞争危与机是作者继畅销书中国名牌命运、大变局：中国股市20年之后推出的一部深度研究城市发展问题的力作。该书收集了中国内地城市在发展定位、发展战略的制定以及城市发展与竞争过程中失误运作的大量经典案例，并对中国城市圈的形成与区域经济的融合乱象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他揭示了中国城市在竞争与发展过程中的非理性、同质化的根源所在。该书融纪实性、文学性与学术性为一体，观点尖锐、批判性强，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对种种城市乱象进行了切中肯綮的分析和振聋发聩的批判，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该书不但是“中国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更是当代中国的盛世危言——因为，它所揭示的不仅仅是中国城市的困局，更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大困局”故对于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当不无警醒作用罢。